创合汇邵钧：企业家背后的企业家

2021-05-18

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公众号“何加盐”拥有近50万用户。近日，何加盐公众号对邵钧先生进行了专访并发布了他的个人传记——《创合汇邵钧：企业家背后的企业家》，以下为精彩原文：

2021年1月，第一财经发布了一个“2020年度投资人top50”榜单，里面有一个大众陌生的名字，叫做邵钧。

而当仔细查看邵钧的资料时，我们又会发现，原来，投资并不是邵钧的主业。他创办的创合汇，主业是做商学院教育的，投资是为了赋能商学院发展所作的延伸。

他也是top50名单里，唯一一个主业不是投资，而是教育的。但他的投资又和教育紧密连接，其所投企业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合汇平台创新创业者。

5月8日，邵钧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活动。演讲的嘉宾，有著名学者凯文·凯利（因疫情影响，在美国以视频方式演讲）、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华大基因CEO尹烨等；参与圆桌对话的嘉宾，还有著名投资人章苏阳，前万科副总裁、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毛大庆等。

邵钧究竟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咖愿意给他捧场？

凯文·凯利在创合汇新商学十周年盛典上做主题演讲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位低调的牛人，一位中国商学教育领域的奇人，一位企业家背后的企业家——创合汇创始人邵钧。

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以及他对企业家精神、商业教育的理解，相信会对你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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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啡肽的奖励

1969年，随着党中央的一声号召，23769名上海知青坐着火车，来到了东北吉林，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涯。

邵钧的爸爸也是其中之一。他本是上海川沙人士，到吉林后，在当地农村落户，娶妻生子，一过就是大半辈子。

奔赴吉林的上海知青/图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吉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委编《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吉林》，周培兴、肖俊峰主编，转载自上海知青网。

邵钧出生于1978年。由于父母都忙于革命生产，没空管他，他从小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外公是当地公社办的一个工厂的厂长，小邵钧常常跟着外公在厂里玩，接受了最早的商业教育。

外公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为人正直、诚信、乐于助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在当地很有威信。

五六岁的邵钧，从外公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年幼的他还不明白这是什么力量，以及从何而来。若干年后，当他进入咨询和培训行业后，才明白，原来这种力量，就叫做“领导力”，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即使外公从来都不是什么大领导、大企业家，但在邵钧心里，却一直认为外公是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人。外公的正直诚信、乐于助人和超强的责任感，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刻在骨子里。

40年后，当我和邵钧聊起小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时，邵钧把外公放在了第一位。

由于家里对邵钧的教育属于放养型，也从来都没有学业上的严格要求，所以邵钧的童年时光过得非常快乐。

他在黑土地里摸爬滚打，尽情地释放野性。有一年生日，爸爸妈妈给他买了一个足球，从此后，他只要一下课，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都是在足球场上度过——那时并没有正式的足球场，无非就是学校的土操场，或者村里晒包谷的地儿，只要有一块空地，招呼上几个伙伴，就能玩起来。

日后回想起来，邵钧觉得，这种日子是如此快乐，以至于多年以后他描述起来，还两眼放光，满脸幸福。当然，此时的他已经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快乐本质上来自于哪里。

“是内啡肽的奖励！”

他肯定地说。

足球带来的快乐，也让他体会到日后对他人生影响重大的一个感悟：人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后来他创业时，有很多机会去赚快钱，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动心，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因为赚快钱从来都不是他的追求。

除了对足球的超级热爱以外，他也有非常安静的时候。公社有一条唯一的街，街上总有一些老人支着棋摊在下棋，邵钧很喜欢在一旁看人下棋。有时自己也上场下两把，每每把对面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杀得片甲不留，引起路人的一片惊叹。

由于小时候爱下棋，邵钧后来很喜欢阿城的小说《棋王》以及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图源/百度百科

无忧无虑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十几岁，90年代，随着一声春雷响，上海针对当年的知青出台了新政策：知青子女，可以落上海户口，回上海学习和找工作了。

于是，当那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写下壮丽诗篇的那年，不满15岁的邵钧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爸爸妈妈、外公外婆，也离开了哺育他的黑土地，离开了一起踢足球的小伙伴，离开了街上的棋摊。

他独自一人来到上海，住进了爷爷奶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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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站着看书的男孩

此时，当年的上海川沙县已经撤销，他们家所在的位置，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浦东陆家嘴。

爷爷家的房子在浦东公园附近，这个公园后来建起了一座塔，名叫东方明珠。邵钧转学到浦东的海光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日后将被一座名叫金茂的大厦所取代。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小伙伴，正处于青春敏感期、操着一口北方普通话的邵钧，在上海倍感孤独。

他寄居在爷爷奶奶家，虽然是亲人，但由于过往十几年相隔甚远，聚少离多，免不了有陌生感。上海人精细的生活习惯与北方也大不相同。爷爷奶奶年纪也已经很大了，所以邵钧到上海后面对一切问题，都得自己解决。大到上户口、转学的各种手续，小到生活起居，他尽量自己承担。也因此形成了非常自立、自律，一切不依靠别人，都靠自己的双手来解决的习惯。

后来，爸爸妈妈有时候谈起往事时，总会不无歉意地对邵钧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照顾和陪伴太少了，是莫大的遗憾。而邵钧则总会安慰他们说，这段经历对他其实是很大的财富，它们让他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品质，例如自立、自强、自律。他认为，自己日后性格的形成和事业的发展，都和这些“逆境”经历相关。

除了生活上的改变以外，更难的是学习上遇到的问题。东北农村的教育水平，毕竟和上海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邵钧发现，自己到海光中学后，成了班上的“落后分子”。

当时也没有什么课外补习班，更是请不起家教，邵钧的学习进度比同班同学要落后很多，他只能自己给自己补课，一点一点地向前追赶。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形成了强大的自学能力。

闲暇时，由于没有熟悉的伙伴和他一起下棋、踢球，他便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看书上。那时浦东的新华书店，总能看到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在埋头苦读——由于学生时代经济不宽裕，买不起书，他只能在书店蹭书看。很多对他未来人生有重要影响的书，都是在书店站着看完的。

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本，是《钱钟书传》和《影响人类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从那两本书上他看到，有学问的人和影响人类进程的人，原来是如此值得我们景仰。从那时起，他最崇拜的偶像，就确定为大学者和改变世界的人。

对年轻时的邵钧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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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文史哲的学霸

到了大学以后，早已形成自学习惯的邵钧，学霸气质开始显露出来。他学的专业是金融学，大学四年，每回考试都在全系名列前茅。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只在专业课上花了极少的时间，甚至经常选择性逃课，却依然一直保持着遥遥领先的成绩。

邵钧把主要时间，都花在阅读课外书籍上。在大学图书馆，他就像掉进蜜罐里一样，贪婪地读着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看得最多的是各种名人传记，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商学等人文社科类的书。

大二那年，邵钧对《红楼梦》入了迷，他不仅仅限于囫囵吞枣地阅读一遍，而是把红楼梦的所有版本都找来，一一对照其中的异同。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以及胡适、周汝昌等人的考证资料。

邵钧大学时沉迷的书籍之一

这些对一个金融系的学生来说，似乎没有任何用处，但是邵钧却读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他认为，读书不能太有功利心。有很多看似“无用”之书，其实会滋养了我们的灵魂，打开我们的格局，开拓我们的视野，形成我们的底蕴，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价值观、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

这个认识，也让他日后在做商学院时，特别注重对学员人文精神的培养，形成了创合汇独具一格的特色。

大学毕业后，邵钧经过重重面试，进入了一家外资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

当时是90年代末，外企是大学生找工作的首选，而咨询公司又处在外企的最顶端，能进外资咨询公司的，都是名校出身的佼佼者。邵钧从一所普通高校走来，能进入外企咨询公司，可以说实现了一次人生漂亮的逆袭。

不过，比起日后他将要达到的成就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最初的开始。

对于年轻人来说，管理咨询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入商业社会的入门职业。因为它可以让你和不同的公司从董事长到最基层员工都深入接触，了解公司的一切信息，并且能够从高层的视角，而不是具体岗位一颗螺丝钉的视角去看待企业，对形成战略思维非常有帮助。

邵钧在咨询公司的岗位上接触了很多大公司的高层，从此开始了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观察与思考。

期间，他发现做咨询需要掌握较多的法律知识，便专门到华东政法大学读了个法律硕士——他在乎的并不是一纸硕士文凭，而是为了学到东西，完善知识结构。后来他虽然没有去考律师资格证，但是对法理、法律的掌握，让他的工作更加如鱼得水。

进公司3年后，邵钧被提拔为项目负责人，派到上海交通大学，负责一个企校合作项目，从此由咨询转向培训，负责一些学术成果商业转化的产学研培训。

当时，正值中国高校开始面向社会开放商学教育的时候。在以前，中国高校就像一个象牙塔，门槛非常高，企业家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去学习。大概2003年开始，国家放开了高校商学的社会化培训，开始在高校设立MBA班、EMBA班等。

‍‍那时，中国高校对社会化的商学教育还没有什么经验，主要是借鉴外国商学院的模式。邵钧作为先行者之一，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主导下，一些全球知名商学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和DBA（工商管理博士）项目在中国落地。

随着邵钧做的这些事情开花结果，他在业内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信誉。2008年欧洲著名的荷兰商学院进入中国，想寻找一位负责人时，就专门慕名找到邵钧，请他组建荷兰商学院上海中心，并担任主任一职。2011年，邵钧又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SIPA经济与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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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企业家到成为企业家

从2003以来，邵钧帮助了数以10万计的学员走进上海交通大学或者欧美知名商学院，校友中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企业家和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在从事商学教育的过程中，邵钧一方面见证了很多企业家和高管在接受了系统化的商学培训之后的蜕变，但另一方面也观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进展，传统商学院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很多企业家的和高管的更高期望和需求。

例如，他发现一些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家精神缺乏，但是一般的商学院并不培训这些；又如，学员学了很多理论，却不知道怎么在实际操作中运用，因为传统商学院一般只做理论传授，不做实战训练；再如，有的学员面临的其实不是认知方面的问题，而是缺乏某一些关键的资源、渠道或者资金，但传统商学院给不了这些。

邵钧逐渐开始思考，能不能推动中国的商学教育，往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重视实战，重视创新与创业服务的方向走？

刚开始他是想在体系内推动这个变革，但是体系内自有其运行的一套逻辑和已经成熟的机制，要一下子改变是非常难的。如果想要实现自己梦想的这些，只能是另起炉灶，在体系外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自己可以完全主导的商学院才行。

邵钧渐渐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为什么不自己组建一个商学院，去做这些事情呢？

尽管邵钧经过前面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的行业经验和人脉资源，但是要从无到有创建一家商学院，谈何容易！

但创业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只要心里有了这个念头，你就再也无法遏制住它。邵钧就是这样。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2010年，邵钧自己创办了一家教育机构，主要从事商学培训业务。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创业者，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拥有某种资源，或者看到某个机会而创业，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理想。我把这类企业家叫做“信念驱动型企业家”。他们往往有一个很伟大的理想，但是在起步之初，其实是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所需的资源的，例如贝佐斯、马斯克等。

邵钧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劝他说，你在交大做得这么好，在业内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和很好的口碑，现在自己出来创业，如果失败了，经济的损失还是小事，那你这么多年研究商学、培养企业家的名头，不是都砸了吗？别人会说：你只会纸上谈兵，教别人头头是道，自己做却一塌糊涂。

邵钧并没有被这些吓住。他坚信自己多年研究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是帮助一家企业成长和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如果自己作为这个理念的倡导者，不亲自实践一把，并获得成功，就无法真正地让人心服口服。所以创业、实践、成功，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商业世界的发展规律是：一个好的理念，未必能马上就被客户知晓并且认同，也就是说，未必能很快带来很好的商业价值。

当时市面上也有一些培训机构，靠着夸张的广告和类传销的传播，快速积累了大量用户，圈了很多钱。但是邵钧认为，一个好的商学培训，不能以忽悠的形式去“割韭菜”，而是应该给学员提供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从来对那种剑走偏锋的赚快钱方式不屑一顾，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节奏和方式。

慢慢地，随着第一个班、第二个班开起来，学员们开始对创合汇口碑相传。

做实实在在的口碑生意，有一个好处，就是当第一批用户做起来之后，获客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创合汇就这样在小圈子里名气越来越大，后来，都不怎么需要向外宣传，就有源源不断的人过来报名。

2010年-2015年期间，邵钧多次专程到美国、欧洲等地去游学，考察全球商学院的发展情况。他尤其重点考察了斯坦福大学的商学教育和硅谷的创新创业环境。

硅谷考察期间与凯文·凯利合影

硅谷的创业氛围之强，企业家精神之旺盛，成功企业的密度之高，令他大开眼界；而斯坦福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对硅谷的支持之大，成功率之高，也让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商学教育如何能对企业家产生更大的作用，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邵钧与上海交大孟宪忠教授探访硅谷神话的发源地

基于实地考察的认识和思考，邵钧开始把“斯坦福+硅谷”模式作为创合汇的探索方向。他对创合汇的商学培训做了一次大的改革，在课程体系、师资、资源对接、创业服务等方面，都向“斯坦福+硅谷”模式全面提升。

这次转型很快收到良好效果，学员人数开始爆发式增长，使创合汇成为中国民营商学院里面增速最快、规模最大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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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归来再读书

随着业务的蒸蒸日上，邵钧一方面很欣喜，他看到“斯坦福+硅谷”的模式，确实是行得通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感觉到了新的不满足。

此时，他作为一个商学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者，已经走到了行业顶尖的位置。但是如果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自己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解，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

年轻时所树立的“成为一个大学者”的梦想，此时悄悄地在邵钧的心里复苏。他除了精研学术界和商界此前对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各类理论和著作外，还专门考入北京大学，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博士生。

邵钧在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联合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习 

之所以师从张维迎教授，是因为邵钧认为，写出了《企业家的企业：契约理论》的张维迎教授，是当今中国对企业家精神理解最透彻的学者之一。其实，张教授当时已经轻易不招收博士生了，但是邵钧对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和实践，他不断进化、不断超越自我的人生追求，以及他的坚持和真诚，打动了张教授。在经历了长达9个月的考察和3次长谈后，张教授欣然接纳了邵钧为自己的博士生。

2019年5月，为了纪念张维迎教授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出版30周年，邵钧为此专门举办了一场论坛活动，并和张维迎老师共同发起了首届企业家经济学年会。

在“企业家经济学”首届年会上，邵钧与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们合影，右四为邵钧的博士导师张维迎教授

在北大学习过程中，邵钧还获得了到美国福特汉姆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连续三年在美国进修。

福特汉姆大学处于纽约市中心，以金融专业闻名，专业排名在美国名列前茅，也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母校。

邵钧在此学习期间，得以和诸多华尔街的金融专家聚会交谈，对国际金融与资本前沿发展趋势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在学习期间，邵钧还专程前往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考察学习。

这里是曾经产生了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瓦特等一大批对人类影响重大的学者、科学家的圣地，邵钧在此探寻了科技创新、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和灵魂源泉。

邵钧考察格拉斯哥大学，在瓦特教学楼前留影

2015年，在对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以及多年访学考察的基础上，邵钧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新商学”这个概念，并且把他对新时期商学院教育的思考写成专文。该文被收录在当年的《中国管理发展报告蓝皮书2015》中，他本人也成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会员和亚布力青春合伙人讲师。在亚布力的平台上，邵钧和许多顶尖的企业家交流学习，对于什么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邵钧与朱云来、郭广昌、曹其峰、陈东升、沈南鹏等学者、企业家座谈交流企业家精神

2020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届年会，邵钧与王石共话企业家精神 

按照邵钧的解释，所谓“新商学”，与传统商学有几个区别：

第一个是理论不同。传统商学是以“管理”为核心，而新商学是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核心。他提出一句话，叫做“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商学正在衰退，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新商学正在兴起。”

第二个是研究对象不同。传统商学是以研究“事”为核心，而新商学是以研究“人”为核心。20世纪的管理关注的是效率、流程以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等，到了21世纪，则更强调“People before benefit”，以人为先，以人为本。

2019年，全球181个顶尖CEO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一个《公司宗旨宣言书》，历史性地终结了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宗旨，认为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邵钧认为，既然商业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商学院的范式，也应该重新思考其宗旨。

第三个是教学模式的不同。传统商学是以老师为中心的面对面的教学，现在要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邵钧对创合汇的业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商学培训之外，又引入了“创业服务”和“创业投资”两大业务，形成了以“商学教育”为核心，以“创投”+“创服”为支撑的一体两翼发展模式。

他建立的创合汇资本，至今连续发行了五期基金，先后投资了芯原股份、优蓝国际、希迪智驾等几十家企业。除了给这些企业提供风险资金的支持以外，创合汇还帮助其打通上游供应链、下游销售渠道，提供技术和品牌支持，以及对接政策资源。

与很多商学院做的创投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不同，邵钧所找的LP（出资人），主要是产业龙头级的国企、央企，甚至是政府机构。邵钧觉得，他做商学院，教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之所以成立基金，也是为了赋能更多创新创业者。

而那些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国企、央企，之所以愿意和创合汇这个并没什么特殊背景的机构合作，就是因为邵钧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以及创合汇多年来所做出的案例、成就、成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在资本和创服的支持下，创合汇目前已经打造出“平台+生态”的产业创新模式。例如其与科大讯飞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合作打造的“认知图谱加速器”，就是创合汇+政府+产业龙头合作形成的一个产业创新加速生态圈，让科创型的小企业，产业龙头的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协同发展，共创共赢。

在三者之间，中小企业虽然有创新意识，却缺少品牌、渠道、供应链等方面的资源；产业龙头虽然在产业中位置重要，业务规模很大，但是面临“创新者的窘境”和体制等各方面的约束，需要利用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而地方的区域经济，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创业来推动发展。创合汇就在其中成为一个整合三方力量的关键节点。

从2015年以来，创合汇所投资的企业，每年都有几家上市，成功率之高，足以跻身全国创投行业前列。尤其2020年连续4家上市，其中一家在两年内投资回报率接近50倍，让创合汇资本一举成为全国最佳创投机构之一。邵钧本人也被中国科协授予了“科技创投先锋”的称号。

继2015年开启“商学+产业”模式以后，2019年，创合汇又开启了“商学+科技”新模式，推出了创合汇云课堂，利用互联网工具来进行商学教育，并且把原来主要为2C（面向个人客户）的业务，向2B（面向企业客户）大力拓展。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创合汇也深受影响。由于商学院培训的主要课程都是线下，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疫情导致线下课程都无法交付，所有很长一段时间，创合汇都没有营业收入。但是邵钧坚持做了50多场免费的公益直播，帮助企业在疫情之下继续学习，共度时艰，最终累积上课人数超过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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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

目前，新冠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各种线下服务，也已经全面复苏。创合汇新商学，也迎来了又一个超级爆发的时点。

对于未来的规划，邵钧提出了一个“赋能千万精英，成就百万企业”的愿景目标。

如果能做到的话，那么创合汇无疑将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民营商学院之一；而邵钧也将成为全国最成功的商学院教育者。

但比起创合汇本身能达到的高度，邵钧更重视的是创合汇提供给学员的价值。

未来10年，他为创合汇设定了一个成长值，共计5个指标，其中包括新增学员数，学员职业发展，学员企业的业绩增长，上市企业的数量，得到资源对接的数量（资源对接包括拿到融资，也包括拿到渠道、技术等其他资源）。这些指标是他认为的客户价值指标，邵钧将其看得比创合汇本身的营收更重要。在中国商学院教育行业，敢于设置这样的量化指标的，可能除了创合汇，很难再找出第二家。

邵钧希望未来10年，创合汇投资孵化或者加速成长的企业，有100家能够上市或成为独角兽企业；而未来30年，他希望创合汇服务1000万名学员，帮助100万个企业成长，成为中国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创新创业生态服务平台。

但我认为，从社会价值的层面来说，邵钧未来最大的成就，也许是推动中国的商学院教育更快、更好地往培养“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前进。

因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一切发展的最终源泉。其作为一种理念，需要有先行者去倡导和普及；作为一个教育目标，需要有务实者去践行。邵钧和创合汇，主动承担了这个历史责任。

1954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他的鸿篇巨著《管理的实践》，由此奠定了“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地位。1966年,德鲁克又出版了他人生第二部经典之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是美国企业家和企业研究者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企业家错过的一个时代。

到1985年，当中国的“84派”企业家们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德鲁克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经典之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从《管理的实践》告诉大家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教给大家如何做好管理，再到《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启发大家如何成为企业家，德鲁克在不断逼近企业发展的本质，其研究脉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商业发展的进程——从粗放式的发展，到注重企业的科学管理，再到注重企业家本身的培养。

基于德鲁克的地位和他的经典三部曲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85年起，美国的商业研究，从“管理时代”进入到“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时代”。以德鲁克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既反映了美国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美国商业的发展。

中国从80年代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以前的张謇等民族企业家，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从90年代才有所谓成功的企业家，从00年代甚至2010年代以来，才产生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参与竞争的企业家。

而中国商业研究和商业教育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商业实践的。至今，中国的商业研究者，尚未出现能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发展历程的名家，更不用说从实践上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弘扬。

大体上，中国的商学院教育，还停留于传统的以管理为核心的阶段。对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虽有零星的尝试，但是总体上，还没有系统性的、权威的集大成者。

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不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管理学大师的出现，都是工商业长期发展与高度发达的结果。而中国进入工商业社会还没多少年。

随着中国的工商业继续发展，成功企业和企业家在不断涌现，对中国企业的理论研究，也必然会越来越深入，从中也必然会产生中国的管理学大师。

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谁？都在哪里？

而从邵钧身上，我看到了一位中国商业研究者、教育者和实践者在这方面的野心。

没有情怀，做不了教育；没有商业产出，做不成商业教育。作为一个商学研究和教育者，邵钧开创了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新商学；而作为一个商业实践者，他一手创建的创合汇，本身也已经成为一家具有超强发展潜力的企业。

我不敢断言未来邵钧会不会成为“管理学大师”，但是我很确信他现在走的路，一定是未来商业研究和教育必然去往的方向；而创合汇也必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商学院中占有一席之地。